周襄王二十年（公元前632年）五月初十，晋文公携带“城濮之战”的辉煌胜利威名，邀集诸侯们齐聚在郑国的践土，举行了一场重要的盟会。除了让参会的各国诸侯共同宣誓，誓言尊奉王室之外，晋文公特别邀请了天子周襄王亲自到场，并为晋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“献俘”和“祝捷”仪式。
周襄王对晋文公能够击败楚国的强敌，极为高兴，特别是楚国在当时正意图扰乱王室的权威。为了表彰晋文公的功劳，周襄王特地借用了当年周平王赐予晋文侯（晋国曲沃的大宗君主——晋文公的祖先）以“平定王室内乱之功”的仪式，命令郑武公的后代——当时的郑国国君郑文公，代为主持祝捷宴会，并赐予晋文公丰厚的赏赐，以示奖励和感激。
郑文公接受了天子的命令，虽然心中万分不情愿，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代为主持这一庄重的仪式。郑文公的心情尤为复杂，作为郑国的国君，他本应依附王室，但由于背弃了亲族关系，选择了与楚国结盟——这种背叛让他自己十分不安，担心晋文公会趁机对自己进行惩治，尤其是晋国最近刚刚击败楚国，让他处境更加微妙。若他拒绝天子的命令，晋文公无疑有理由以“王命不从”为由，进攻郑国。为了避免这一麻烦，郑文公只得履行王命，站在同宗晋文公的面前，心情愈加沉重。
展开剩余70%在“献捷之礼”顺利举行后，周襄王再次表示对晋文公的嘉奖，特地于五月十二日亲自宴请晋文公，并亲手赐予他“醴”（即甜酒），且破例允许晋文公回敬天子酒，这在春秋礼仪中是一项极大的恩惠。此外，周襄王还通过王室的大臣尹氏、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，正式授予晋文公“侯伯”的称号，意即“诸侯之长”或“霸主”的称号，这是对晋文公政治地位的正式认可，也是晋国首次取代齐国，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。
周襄王的赐礼包括大辂、戎辂各一辆——这些座车分别为天子所用的高规格仪车，另外还有珍贵的弓箭，甚至赐予晋文公三百名虎贲卫士，显示对他的极高敬意。晋文公接受了这些丰厚的赐礼后，三度前往践土行宫朝见周襄王，表示自己对王命的尊崇，并且表明会忠实执行天子的命令，维护王室威权，安抚四方诸侯。
五月二十六日，践土行宫举行了诸侯们的盟誓仪式。在这次盟誓中，卫国由于与晋国发生矛盾，卫国国君卫成公未能亲自参会，而是派弟弟公子叔武及大夫元咺代为出席。卫成公因当年得罪晋文公而被迫流亡，国内局势一度动荡不安，甚至一度陷入流亡之中。这次会盟，卫成公并未出席，是由于他对晋文公心存忌惮，害怕会受到晋文公的追究。
而晋文公与卫国的裂痕并未仅止于卫成公的流亡。在“践土会盟”期间，晋文公暗中对卫国的代表——叔武产生了兴趣，认为叔武谦和且能干，甚至一度有意让他代替卫成公继续担任卫国的君主。但叔武却显得十分低调，他明言自己只是暂代职务，并不愿意篡位，最终劝说晋文公恢复卫成公的君位。尽管如此，晋文公仍然感到卫成公过于傲慢、不知进退，决定暂时放弃让叔武继位的计划。
然而，卫成公的命运并未因此得以安稳。卫成公在流亡期间听信谣言，以为卫国大夫元咺已将叔武立为新国君，这让他怒不可遏，最终作出了过激的反应，导致了元咺之子的死亡。尽管元咺极为悲痛，但他依然忠于国家，继续履行自己作为卫国大夫的职责。
卫成公在得知卫国情况的过程中，依旧对叔武产生了不小的怀疑。在他回国前，他指派亲信甯俞先行调查国内形势。甯俞与卫国贵族大夫们进行了盟誓，誓言恢复国家的稳定，保证卫国人民不再因君臣不和而遭受灾祸。甯俞的这一行动使卫成公得以顺利回国，但在回国途中，卫成公依旧对叔武在国内的威望感到不安，并且开始采取措施，以确保自己能够重新稳固卫国政权。
而这一切，似乎并非简单的宫廷斗争那么单纯。卫成公返回的时间被提前，且他还派了亲信先行进入卫国，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和叔武之间的权力矛盾。然而，叔武的回应却表明他并不欲与卫成公争权，而是力求保持和平，表面上这一切似乎得到了解决，但背后潜藏的权力斗争依然未曾结束。
卫成公面临着复杂的内部局势，他不仅要应对外部的威胁，也要解决国内的纷争。最终，这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中，卫成公不仅没有恢复昔日的荣耀，反而在自家臣子元咺的忠诚中，逐渐失去了他对卫国未来的掌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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